郑州市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冯少飞

合上梁鸿的《要有光》，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书桌上，然而我的内心却久久无法从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中抽离出来 。

作为一名每天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小学科学教师，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深刻的心灵叩问。它让我看到了那些在课堂里端坐的、在操场上奔跑的稚嫩身影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我们未曾察觉的精神困境。

《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的又一力作，她历时三年，足迹遍布城乡，用沉浸式的采访记录下了那些因情绪困境而面临成长挑战的少年们的迷茫与坚守 。书中那些患有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甚至通过自残来发泄痛苦的孩子们，并不是遥远的新闻人物，他们可能就是隔壁班那个突然沉默的孩子，也可能是我们自家那个曾经活泼开朗的儿女。梁鸿以作家的敏锐和社会学者的深刻，撕开了当代教育光鲜表象下的暗流汹涌。

作为一名科学教师，我习惯用观察和实验来解释世界。然而，读完这本书，我发现自己以往对孩子的“观察”是多么的粗线条。我们总是忙于传授知识，讲解光合作用如何让植物茁壮成长，却忽略了身边这些最鲜活的生命，同样需要“光”的滋养。

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是它揭示了那些无处不在的“撕裂”——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甚至孩子与自我之间的深深鸿沟。书中的吴用对妈妈说出的那段话，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心里：“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当一个孩子需要用如此哲学化的语言来向父母解释自己的痛苦时，我们成人世界的迟钝与麻木暴露无遗。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孩子的沉默归结为“青春期叛逆”，将他们的痛苦轻描淡写地归咎于“抗压能力差”，却从未真正蹲下身来，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作为科学教师，我们常常自豪于学科的理性与严谨，引导学生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但书中精神科医生张殊的一番话让我猛然惊醒：现在的学校提倡“无声学校”，要求孩子说话、走路都要悄悄地，这完全是违背人性的。回想我们的科学课堂，我们是否也在无形中过分强调秩序和纪律，而压抑了孩子们好奇的天性？当孩子们因为发现一只蜗牛而兴奋地尖叫时，我们是不是第一反应是让他们“闭嘴、坐好”？当我们急于完成教学进度，按部就班地演示实验时，是否忽略了那些因为实验失败而沮丧、因为现象神奇而惊叹的细微表情？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是否就是孩子心中逐渐黯淡下去的光？

梁鸿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追问：“我们是否在日常的话语、表情与行为中，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 ”。这个问题对于教师而言，尤为沉重。我们一句无心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一个失望的眼神，一次对成绩的过度强调，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书中提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追问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而父母和老师却往往停留在“功成名就”的单一评价体系里，这种价值感的断裂，让孩子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幸运的是，《要有光》并非只是一部揭露黑暗的作品，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救赎的宣言。书中不仅有“病孩”，也有追光的人。那些像堂吉诃德一样独自奋战的“阿叔”，那些坚持学习、自费进修的精神科医生张殊，还有那些最终从创伤中走出来、甚至立志成为心理学家的雅雅们，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特别是书中的孩子们，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清醒和坚强。敏敏在痛苦中依然努力寻找自己的内核，雅雅在申请香港大学的个人陈述中写道，希望成为一名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心理学家，让更多人受益。正如书评所言，那些罅隙与阴影中的花朵，本身就可能是光源。

这让我重新思考“要有光”这三个字的含义。光从何处来？它不来自上帝的恩赐，也不来自空洞的说教，而来自深刻的“看见”与真诚的“对话”。

首先，光来自“看见”每一个具体的孩子。梁鸿在书中坚持的是“整体的、活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被病症、数据标签化的“病人”。在我们的课堂里，也绝不应只有成绩和分数。那个总爱在课堂上插嘴问“为什么”的孩子，那个把电路实验搞得一团糟的孩子，那个在自然观察笔记里画出奇异想象力的孩子，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他们都培养成科学家，而是保护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让他们在探索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乐趣。

其次，光来自平等而真诚的“对话”。书中的阿叔提到，中国家长很少开家庭会议，都是在做饭、吃饭时随口教育孩子，这样长期下去不会产生积极效果。同样，在课堂上，我们是否也陷入了单向输出的模式？李敬泽老师在评价这本书时指出，许多父母不知道怎么与孩子对话，一张嘴就是连讽刺带挖苦，这是把自己视为“权力者”的潜意识在作祟。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放下“权威”的身段，学会倾听。当孩子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科学假设时，不要急于否定；当孩子为某个现象困惑时，给予耐心的陪伴和引导。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束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光来自成人的自省。梁鸿呼吁：“让我们警醒并看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应该具备的谨慎和反思”。作为教育者，我们自身是否也深陷绩效主义的焦虑中？我们是否也在不自觉地成为那个逼迫孩子的“系统”的一部分？书中有句话点醒了我们：“家长给孩子制造的焦虑远远比孩子自身产生的多得多”。在要求孩子之前，我们是否先照亮了自己心中的黑暗？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焦虑，而不是将其转化为对孩子的“无能狂怒”？

作为一名小学科学教师，我的力量或许微小，只能照亮身边“一米之内”的范围。但正如书中所言，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是每个人用一点行动点亮的微光。在今后的课堂上，我想我会更多地留意那些沉默的眼神，更多地鼓励那些“无用”的好奇，更多地蹲下身来，与孩子们一起看一只蜗牛怎样爬过叶片，看一颗种子怎样破土而出。

因为，那不仅是生命成长的科学，更是生命本身的光。我们要做的，不是强行给予光，而是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心中本就存在的火种，不让时代的尘埃将它掩埋。正如牛汉在诗中所写，即使“灯在颤抖”，我们依然要“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这份坚持与从容，这份即便身处黑暗也要提笔书写希望的勇气，或许正是《要有光》留给每一位教育者最珍贵的启示。

2026年2月29日